王徵（—）,字良甫，号葵心，中年皈依天主教后取圣名斐理伯（Philippe）,明末陕西西安府泾阳县鲁桥镇温丰乡（今泾阳县属咸阳市）人。王徵出身农家，祖父王云“悉力农亩，寿八十有七”，一生清贫自守，行善积德，人称“老善人”。父亲王应选（字浒北）在家乡私塾任教，是一位勤学笃行的乡村知识分子。平日里他手不释卷，于经史诸子无所不览，看到书中忠孝大节昭著动人者，便动手抄录并反复记诵。后来，他还把圣贤故事编成歌诀（即《浒北山翁训子歌》），用以教导子女。此外，他还精于算术、地理、星命，著有《算术歌款》一卷。父亲的言传身教对王徵一生影响甚大，直到晚年，他“回忆严诲，时切注然，偶睹遗音，恍聆警狄”，意思是说老来忆及父亲，还是禁不住泪流满面，恭读父亲遗留的著作，仿佛又回到了幼时聆听父亲训诲的场景。母亲张氏出身文墨之家，慈惠勤俭，她生子二人，王徵是其长子。据史书记载，王徵“生而颖异岐嶷”，意思是他天生聪慧过人，且有不少奇思妙想。因此，父母对他期望甚殷,希望他将来能考中进士，光宗耀祖。

王徵小时体弱多病，每次发病，一连几天啼哭不停，情况十分危险。母亲焦虑万分，日夜呵护，不断地请医问巫，求神祷告。当时家贫窘迫，母亲就用结婚时从娘家带来的首饰换钱贴补，王徵后来回忆说：“徵之有今日，皆从先慈苦辛中全活之也。”

七岁时，父母让王徵跟从舅舅张鉴学习经史。张鉴，字孔昭，号湛川，人称湛川先生，是当时誉满关中的理学大儒。他博学广识，为官清正廉洁，深得百姓爱戴。在舅舅的悉心教导下，本就好学多思的王徵更加勤奋刻苦，他不但“能日诵百千言”，有时还自己出题做文章，一时被亲友传为佳话。除了精通理学，舅舅张鉴还善制各色战车及易弩、火弩等兵器，皆巧思独运，人见之则惊叹不已。这些奇器制作激发了王徵潜在的探求机械原理的浓厚兴趣，从此他迷上了奇器之学，而且一发而不可收，成为伴随他一生的癖好。王徵后来能奋力西学，成为与徐光启并称的一代科学家，皆得益于舅舅对他的科学启蒙。

由于长时间跟随舅舅学习，潜移默化中，王徵不但学问日益深广，写得一手好文章，而且胸怀坦荡，慨然有经世之志。他对舅舅深怀虔敬，一直尊称为“舅师”，至死不改。

万历十四年（）,王徵考中秀才，进入当地县学学习，他仰慕北宋范仲淹的为人，便以其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警语作为座右铭。

万历二十年（）秋，24岁的王徵进城参加乡试，考中举人，乡人皆来道贺庆祝，但不幸随之而来,不久母亲便病倒了。王徵和妻子多方延医调治，却收效甚微，王徵遂于风雪中“短袄布靱，十步一拜，泣祷于六十里外孙真人（孙思邈）之洞”，其孝行感人心怀。但母亲的病情仍丝毫没有起色，卧床数月后，母亲终于次年二月辞世。弥留之际，母亲无比遗憾地对王徵说：“我辛苦半生，只盼望能看到你考中进士,为我披上霞帔（朝廷恩赐的命妇的礼服）的那一天，现在看来是等不到了……”母亲的一生期望最终化作泡影，王徵心如刀绞，他暗下决心，一定要实现母亲的未竟心愿，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，迎接他的却是近三十个春秋的科考厄运。

沉迷奇器

万历二十三年（）春，25岁的王徵进京参加会试，结果不幸落第。但他矢志不渝，此后他屡考屡败，屡败屡考，终于在第十次会试时考中进士，得偿母愿，而此时他已经52岁了。

从中举到登进士第，在这长达28年的时间里，除了科举考试，其实王徵一直都在忙碌着。自从少时舅师张鉴开启了他的科学志趣，他的创造才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被激发出来。他曾对古时的璇巩玉衡（观测天象的仪器）、木牛流马、连弩等巧夺天工的发明非常神往，并为这些奇巧制作的失传而痛惜不已，他期想模仿古人而把这些东西重新创制出来。他苦苦探索这些奇异机械的奥妙，长年累月，“眠思坐想，一似痴人”，深陷其中而不能自已。这些机械制器在当时皆被视为“奇技淫巧”，为君子所鄙，因此王徵经常受到乡邻亲友的嗟怨讥刺，但他性情宽和，并不以此为意。不仅如此，他还经常去拜访乡间的能工巧匠，并与之进行切磋交流，如合阳布衣马了贪，此人能创制兵轮、战车数种，是与王徵交谊最深的同行知友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经过多年的摸索试验，王徵终于成功制作出了木偶机器人、自行车、代耕（耕作工具）、轮壶（自鸣钟）、虹吸、鹤饮（引水灌溉用具）、风硝、自转磨、活动木以及连弩、自飞炮器等几十种半自动半机械化的奇器，这些机械器具中有不少是王徵自己的发明创造。据说，每年春夏耕作之时，王徵便会驱使自制的木偶下田从事舂壳、箕米、汲水、烧饭、揉饼、拉风箱等繁杂劳动,木偶“机关转握，宛然如生”。到收获时，他则用自行车载运禾束，往来道路田间。乡人看后大为惊羡，以为诸葛孔明复岀，于是纷纷效法仿制，一时传为美谈。后来王徵还将这些制器及研究所得整理成书，写成《新制诸器图说》，并刊行于世。

由于王徵长年沉溺于奇器创制之中，从而荒怠了正经学业，科考中他屡试不第，恐与此有极大关系。或许他内心对举业并无兴趣，只是自幼所诵习的儒家修身济世的信念深印心中，而母亲临终前的殷切期望又时时萦绕心头，所以每到大比之年（每隔三年一次），他便进京赴试。每次进京他都会逗留数月，当时京城云集了不少西方传教士，如利玛窦、庞迪我、龙华民等，一些有识之士皆与之结交，西方的制器之学和天主教教义便在这时开始传入中国。西学对王徵来说有着莫大的吸引力，他不仅对西式制器向往不已，而且在精神上也渴望找到依托。自从母亲去世后，他开始思索关于生死的大命题，于是从诗书转向“道书”，希望能在道家思想中觅得精神依傍，因此中年后他便自称“了一道人”，但寻觅多年却茫然不可得。

万历四十三年（），友人赠与王徵《七克》一书，45岁的王徵读了这部宣讲天主教教义的书后，“见其种种会心，且语语刺骨，私喜跃曰：

是所由不愧不作之准绳乎哉！’”多年的精神飘荡终于有了归宿。第二年，他便借进京赶考的机会见到了《七克》一书的作者庞迪我，两人相谈甚欢。不久，在庞迪我的解说引领下，他受洗并皈依于天主教，直至终老，在此之前，“天主教三柱石”徐光启、李之藻、杨廷筠皆先后受洗，成为中国第一代儒士基督徒。

步入仕途

天启二年（）,王徵考中进士，当年六月他就被任命为广平府推官（掌管司法刑狱的七品官，府治在河北省永年县）。到任不久，保定巡抚张凤翔听说他熟谙兵事，即召他赴恒阳协助练兵。他依照舅师先前所授的诸葛武侯八阵合变图法，教士兵严格操练，同时整备军械，严明军纪，一时士气大振，张巡抚惊叹为“诸葛再生”。当时广平辖区内连年发生水灾，民众苦不堪言，王徵釆取大禹“疏而导之”的治水方法，开河筑堤，不仅消除了水患，而且灌溉田亩数千顷，百姓无不欢呼称庆。

天启四年（）春，王徵因继母去世回乡奔丧守制。丁忧（指古时官员离职居家为父母守丧）期间，他悉心研究和体察天主教的教义，对天主的信仰更加笃诚。当时耶稣会士金尼阁正在山西传教,王徵得知后便热情邀他来陕开教。金尼阁博学多闻，精通华语，两人相见甚为投合。抵陕后，王徵请他住在自己家里，并为家人宣讲授洗。金尼阁通晓中西字学，王徵便跟他学习拉丁文。金尼阁还将刚写就的《西儒耳目资》（用罗马字母标注汉字读音的中文字典）一书的初稿拿给王徵参详，王徵看后大加赞赏，认为这是学习中国古音韵学的捷径，两人于是“相互质证，细加评核”，历时半年才告竣。《西儒耳目资》是“欧洲音韵学输入中国最早的一本书”（刘半农语），对中国音韵学的发展贡献卓著，王徵也成为中国最早学习拉丁文的学者之一，是尝试汉语拼音的先驱。

天启六年（）冬，王徵服丧期满，于是进京等候补授新职。当时传教士邓玉函、龙华民、汤若望三人正在北京奉旨修订中国历法，一向热心好学的王徵一进京便迫不及待地去拜访他们。原来他在广平当推官时，曾读过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所撰的《职方外纪》一书，里面所载录的诸多西式奇器（有文无图）让他大开眼界，对此他一直神往不已，盼望能有机会一睹为快。邓玉函、龙华民、汤若望将他们从欧洲带来的千百种制器图一一拿给王徵观看，并详加指点,王徵喜不自胜，日夕沉浸于其中，种种奇制必细究其妙用，很快他就将全部图籍览阅完毕。在邓玉函的指导下，他又将那些最关乎国计民生、最简便、最精妙的器械内容编译为《远西奇器图说录最》一书，以期有裨于世人。在翻译过程中，王徵还创译了许多新的术语，如重心、杠杆，流体、齿轮等，皆为后人所广泛使用。《远西奇器图说录最》开风气之先，是我国历史上首部介绍西方机械知识的著作。

《远西奇器图说录最》完稿后，王徵便赴扬州再任推官。时太监魏忠贤权势正炽，全国各地皆为他建立生祠，淮扬巡盐御史许其孝为表忠心，也在扬州为他建了一所“瞻恩祠”，各级官员纷纷前往拜谒，唯独王徵与淮海道兵备副使来复（陕西三原人）拒不往拜，时人称为“关西二劲”。作为一个不附权贵的“劲士”，王徵却有一副“畏天爱人”的情怀，他体恤民众，时时以百姓为念，他曾手书一副对联以自警：“头上青天，在在明威真可畏；眼前赤子，人人痛痒总关心。”

崇祯元年（）九月，王徵的父亲去世，为官近一年半的他不得不回乡丁忧。而此时明王朝大厦将倾，人民怨声载道，适值陕西灾荒严重，庄稼颗粒无收，饥民纷纷揭竿而起，“闯王”高迎祥常率军在关中一带烧杀抢掠，乡民人心惶惶，惊恐不已。王徵遂与当地乡绅商议建立乡兵，以自救自保。在他的倡议下，三原、泾阳两县乡民自发组织了一支由数千人组成的地方武装“忠统营”，使流寇不敢随意进犯，时高迎祥军“往来飙忽数千里，秦无完城，独泾阳、三原安堵”，乡人的生命财产俱赖此得以保全。

服丧期满后，王徵经登莱巡抚孙元化推荐，被任命为山东按察司佥事兼辽海监军（正五品官），协助孙元化把守清兵渡海进攻的防线。未料上任不足半年,军中参将耿仲明、孔有德因粮饷不足领兵在吴桥（山东、河北交界处）倒戈造反，史称“吴桥兵变”。孙元化、王徵等一干人员皆受牵连入狱，后来孙元化被斩杀，王徵被判“戍近卫“，不久便遇赦还乡。

年老归里

崇祯五年（）,62岁的王徵回到泾阳老家，从此不再出仕。不久，他便在终南山下购地修筑了一座精巧的别墅，名曰“简而文”，意思是费不多而景致颇饶，地虽小而眼界却宽，作为晚年隐居著述的幽清之所。在这里，王徵写下了《两理略》（从政实录）、《崇一堂日记随笔》（与汤若望在西安崇一堂的交谈记录）、《草野杞谈》、《吁泰衷言》（时事著作）、《额辣济亚牖造诸器图说》（机械工程学著作）等著作，他自述这一时期的心情：“见之者每笑白发衰弱，复作青春学子，岂其老苦未尽，抑亦书债难还？然而我顾乐此不疲也。”与圣人孔子“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”的书斋情趣颇为相合。

虽然王徵在书斋中与知友谈诗论文、著书自乐，但他并未忘怀时事，他天生一幅济世热肠，特别是皈依天主教后更深以救世济贫为念。崇祯七年（）,陕西又发旱灾，赤地千里，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“大饥”现象。王徵心系乡民，他以天主教的名义在家乡创办了慈善团体“仁会”。仁会以食饥、饮渴、衣裸、顾病、舍旅、赎虏、葬死七事为救济要务，结果在这次大旱中“全活千百人”。为广播天主的福泽，王徵还在鲁桥镇的一处住宅内设立了一所天主教堂“崇一堂”，作为公共祈福的场所。

崇祯十六年（）,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占西安，次年李自成在西安称王，建立了大顺政权。为笼络人心，李自成派人四处罗致地方名士。时王徵年岁已高，然声望素著，李自成多次遣人至其家劝说礼聘，但王徵不为所动，他立誓忠于大明王朝，并以死抗争。为此他还提前为自己安排了后事，写好了墓碑题字及楹联。当使者再次来到家里强行催逼时，王徵欲拔刀自刎，经家人多方劝解才作罢。使者无奈，只得让其长子王永春代父从行。临行前，王徵对儿子说：“儿代我死，死孝；我自矢死，死忠。吾父子得以忠孝死，甘如饴也，尚何憾哉！”其慷慨节烈令人叹惜。自此他绝粒不食，七天后离世，终年74岁。

王徵去世后，乡里的贤士大夫感其忠孝之诚、气节之烈，给他取谥号“端节“，称“端节先生“。.